南伞，位于云南西南，傣语里意为“送给公主的地方”。这座嵌在中缅边界的小镇，距离浙江3000公里，横跨中国东西两端。高路康计算过，若从家乡浙江宁波出发，需要辗转飞机、城市轨道、铁路、汽车四种交通工具，才能在15个小时后，伴着夜色，看到那条中缅边境线。

高路康是浙江首批参与“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以下简称“西部锻炼”）的律师之一，驻点在云南省镇康县的南伞司法所。去年8月，司法部会同全国律协启动“西部锻炼”，拟用3年时间，从东中部地区选拔执业3年以下的优秀青年律师，去往西部地区的公共法律服务机构进行实践锻炼。

“西部锻炼”的开展，给那些怀揣“西部梦”的年轻律师打开了一扇门。此前，律师想要前往中西部参与全国性的法律援助类项目，可通过报名“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这种方式，但要求中执业年限不低于5年的硬性门槛，让许多青年律师只能作罢。

最终，全国近300名律师成为入选“西部锻炼”的首批人员，其中浙江30人，平均年龄不到28岁。过去一年里，他们分别前往云南、陕西两省，为当地提供法治帮助。

今年7月，新一轮参与“西部锻炼”的律师们也已蓄势待发。

“送给公主的地方”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啦！可能会成为某些人说的‘笨蛋’，但那也是热血动漫番的。”翻开高路康的朋友圈，仍能感受到去年8月她对于“西部锻炼”的向往。彼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派律师集结在宁夏银川，做奔赴前的准备和动员。

兴奋之余，高路康面临一种不确定的未知感。抵达南伞前，高路康对这里的了解仅来自网络。地图上，这座边陲小镇与缅甸电信网络诈骗重灾区果敢相邻，坊间流传“南伞果敢一座桥，买菜赶集一条街”的说法，这在一开始也引发了她与家里人的担忧。

这种担忧，在第一次前往南伞的车上被另一种期待驱散。因为连续的山路，高路康靠在车窗边睡着了。醒来时，她看见车窗外绵延的绿色和湛蓝澄澈的天空，也第一次看到了宁静美丽的南伞镇，“这就是我将要服务的地方！”

抵达南伞司法所时，正值周六，所里无人。大门口，用中缅双语写着的标牌是高路康的第一印象，后来她了解到，这是因为南伞本地住着不少缅甸人，工作中常能接触到涉缅事件。虽然对所里住宿环境的简陋已有预期，但破损的窗户、漏水的房顶还是让她意外。

第二天，高路康跟着当地人一同逛了南伞。坐着旅游观光车般的特色公交，40分钟左右就把当地走遍。高路康发现，与浙江不同，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见。

在很多参与“西部锻炼”的律师看来，语言问题是他们遇到的首个困难。不管是派驻云南还是陕西，他们往往需要经历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完全听懂法律咨询对象的方言。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语言导师。如今，他们都已经基本能够对话，部分律师还能灵活运用双语开展普法宣传。

报到的当日，高路康找到了南伞司法所所长。所长平易近人，扎着利落的马尾辫，普通话中夹杂着一些方言。沟通中，高路康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一种天然信任，这种信任让她受宠若惊。后来她了解到，因为所里通过法考的人寥寥，在他们眼中，来自东部的律师就意味着专业性。后来，工作之余，高路康成为所里学习小组的组长，和大家共同提升。

短暂的介绍后，高路康成为司法所里的第6名工作人员。从那时开始，高路康在所内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工位——虽然桌上只有一块没有主机的电脑屏幕，一台无法双面、彩色打印的打印机，但当她转头望向窗外，看见了成片的含羞草，播放着傣族民谣的洒水车在路上缓缓驶过。这让她来到南伞司法所后，心里更加踏实了一些。

这里来了“浙江律师”

给当地的孩子们上“开学法治第一课”，是东部律师到达西部后，普遍接到的第一项任务。也正是在那时，高路康才知道，当时的南伞镇内没有一家电影院——当她在课上提到一部知名的法治电影时，课堂上更多的是沉默。

在距离南伞700公里外的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坐着摩托车普法成为当地特色的法律服务风景。浙江律师余卓洲说，河口属于热带季风雨林气候，很多村寨扎在山上，越往上越陡峭。一次，他坐车前往村里普法时，在半山腰无法前行，最终改乘摩托车才得以抵达。

在陕西，吴泱之被派驻在陇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抵达后的第一个月，法律援助中心在陇县零工市场设置普法点位，为来往的人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吴泱之主动与找零工的人沟通，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是否有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很快，在零工市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来了个“浙江律师”。

除了法治宣传，东部律师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当地法律援助的空缺。大家普遍发现，在西部乡镇的司法所内，法律援助资源极为稀缺，即使在县一级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也都存在法援律师身兼数职的情况。

但当地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是全方位的，从基本的法律咨询、代写文书，到复杂的诉讼代理。面对排起长队的咨询群众和堆积如山的援助案件申请，律师们切身感受到让法治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派驻在云南泸水市的廖玲燕对此深有感触。2个月前，她正在法律援助中心值班，一群皮肤黝黑的当地人涌进咨询大厅告诉廖玲燕，他们多年来无法拿到劳动报酬，想诉诸法院解决。

沟通中，廖玲燕发现他们对基本的法律概念几乎一无所知，最常听到的话是“我们在高山上哪懂这些”。廖玲燕做通群众工作后，着手准备法律援助材料，并代理了这批案件。

案件受理当周，廖玲燕就将几十人的追索劳务报酬纠纷起诉材料递交到法院，并促成调解，案件得以顺利结案，为涉案农民挽回财产数十万元。当地工作人员称赞说，“这是跑出了‘浙江速度’。”

在陕西延安，谭婷被派遣到安塞区司法局。今年年初，她被安塞区司法局评为2024年度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先进个人。她认为，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她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参与“西部锻炼”青年律师的激励。

高路康也在当地收获了两面锦旗。她说，在这个过程中，她看到了当地村支书、村民调解小组在基层调解中发挥的作用，学习到如何去做群众工作，“很多时候，他们比我更有耐心，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方法”。

第二故乡

在南伞的一年，高路康见证了这里年轻人的出发，从这个偏远的边陲小城，去往更加辽阔的城市。当为期一年的服务期临近结束，高路康和浙江的派驻律师们也来到了去与留的岔路口。

此前，司法所里的人就曾旁敲侧击地打听高路康的选择，“他们告诉我，一年太短，还没有相处够。”有人则直接和她说，“你就在这里安家，留下来。”千言万语中，高路康能感觉到当地人的不舍，“我自己也曾纠结过去留问题，但更多的是想要留下来，想再做些什么。所以考虑后，我依然选择了报名。”

家里人得知高路康的选择后，表达了支持，“宝贝，你开心就好。”在派驻南伞的这一年，高路康的父母曾打算和亲属一同到南伞看望，但由于临行前亲属突然生病，行程只得作罢。他们说，如果再服务一年，也给了他们实地了解南伞的机会。

在律师行业里，参加“西部锻炼”是个需要权衡的选择，青年执业律师有客源、案源的累积期，用一年甚至多年的时间，扎根遥远的西部，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并不划算。“我觉得‘西部锻炼’增加了我人生的厚度，我更在乎我拥有过什么。”

派驻在云南河口司法所的余卓洲选择在服务期结束后，回到浙江，他想把这个宝贵的机会留给更多年轻律师。在余卓洲的手上，有被火针治疗留下的疤痕，那是在一次普法宣传中，不慎触碰隐翅虫所致。他说，自己最想带走的，是当地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会带着其他律师来到这里，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廖玲燕是这批年轻律师中，为数不多已经当了母亲的人。由于派驻地山高路远，她只在今年春节时回过一次浙江。4岁的女儿还不太能体会和表述律师职业价值和法律援助的意义，但在每天的电话里，她会和廖玲燕说，“妈妈，做律师能帮助很多很多人，给西部的小朋友上课，教他们保护自己，还能帮工人要工资。”这些话，给廖玲燕带来了极为正向的动力。

考虑再三，廖玲燕没有报名第二年的“西部锻炼”，但她坦言，在西部经历的人和事，将成为一辈子的宝贵财富，“未来，我将把在‘西部锻炼’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和实践智慧带回浙江，融入本职工作，并永远心系彩云之南的美丽怒江，关注支持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

高路康告诉记者，南伞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从南伞司法所走出几百米，就能走上宽阔的公主路，一家全新的电影院即将营业，孩子们将在这里看到最新的法治教育电影。

去年10月，高路康走在公主路上，抬头看见天空，似刚来时那样澄澈，路上红旗飘扬。走入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一刻，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故乡般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