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居民有需求 基层有服务”……

　　沿着绍诸高速一路向东，才驶入枫桥镇，马路上方的提示牌句句不离“枫桥经验”。一辆辆大巴车在枫桥派出所停下，历经一甲子，来探寻“枫桥经验”的访客依旧络绎不绝。

　　枫桥经验公安陈列馆内，诸暨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科女警宣伟丽看着一张张老照片，思绪回到了20年前——2003年，作为枫桥派出所的内勤，她以讲解员的身份，在当时还被称为“‘枫桥经验’史迹陈列室”的大厅里，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介绍了相关情况。

　　同年11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

　　“大会之后，全国不少人慕名而来。”每当宣伟丽讲解完，他们常问她一个问题——“在枫桥，老百姓参与治理的热情为何这么高？”

　　连心桥

　　1998年，枫桥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人民满意派出所”称号。那年，宣伟丽加入了“大家庭”。

　　那时的枫桥镇，街道两旁纺织厂林立，是全国著名的“衬衫之乡”。

　　有人认为：经济发展必定以牺牲社会治安为代价。可这句话在枫桥却“失灵”了。

　　“所里一天才两三个警。”宣伟丽说，刚开始她也不解，直到跟着老民警走访，才发现奥秘。原来枫桥的干部早有共识：“要戴致富帽，先戴平安帽”。警情都被基层化解掉了。

　　当时，在当地政府和枫桥派出所的组织下，两支群防群治的队伍拉了起来，村里有两委（调解委、治保委）三队（护村队、消防队、巡逻队），企业则有护厂队。一旦发生矛盾，这些队伍就能帮着迅速消化。

　　30棵苋菜的故事，东一乡（现梅苑村）政府政法办公室主任周关穆记忆深刻。村里一户人家的菜被偷，找到治保主任。没人证、没监控，谁偷的？大热天，治保主任去地里数，共少了30棵，又暗地里调查，发现一户人家门口挂着新鲜苋菜，正好30棵。这桩纠纷后来解决得很顺利。

　　“当年枫桥干部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周关穆说，很多干部白天上班，晚上带领护村队员巡逻，虽然辛苦，可只要能帮群众解决问题，他们就开心。

　　“干部给力，群众自然支持。不拿一分钱的巡逻队，群众都争着报名。”周关穆说。

　　在枫桥，不仅村村皆创“文明户”、设有法制宣传亭，户户都有普法教育书，就连衬衫厂外都刷着“既要出产品，又要出人品”的标语。

　　“每次去厂里走访排摸矛盾，大多空手而回。”宣伟丽说，员工们告诉他们，“在这里务工有钱赚，还有夫妻房，如果有矛盾，护厂队肯定能帮着解决。”

　　从田间地头，到企业厂房，从警时的“疑惑”有了清晰的答案：以人为本，便是枫桥最大程度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武器”。

　　创新桥

　　“红枫义警”的管事人陈荣周原本是来枫桥做点小生意的，如今却一心扑在公益上：上午接待全国各地来“红枫义警”工作站的考察学习团，下午安排义警巡逻、反诈宣传。晚上回他家才有空过问自家店里的生意。

　　陈荣周是嵊州人，年轻时在外打拼。1992年，他拖家带口来到枫桥，开了一家百货店。让他意外的是，枫桥人不但没有排挤他，还常常帮助他，“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把枫桥当作家，便有了守护之心。陈荣周和多名小店店主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帮老人免费理发、洗脚，慰问困难户，但团队发展的方向始终不清晰。

　　直到2017年，他遇到前来走访的片儿警赵信和教导员吴嘉军，“他们对我说，来做义警吧。” 

　　彼时，枫桥派出所已经形成了以“创建人民满意派出所”为目标的“枫桥警务模式”。“红枫义警”队伍渐渐壮大，成为“民意警务”模式中多元共治的重要一环。紧接着，枫桥大妈、枫桥乡贤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纷纷出现，“通过政府搭台，如今枫桥已培育58个镇级社会组织，活跃在治安巡防、矛盾化解等领域。”

　　“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细数“枫桥经验”发展的时间刻度，声声嘱托回响在历史长河。

　　退休民警杨光照也见证了“枫桥经验”的时代变迁。杨光照专职从事调解工作10多年，是枫桥最早的一批调解员。早些年，靠人情、靠道理，老杨调解结案千余起案子。时光流转，老杨愈发感受到，不懂法干不了调解工作，“有一次，当事人直接抱了5本法律专业书进来。”

　　只有依法办事，才能消除矛盾和纠纷产生的“温床”。如今，他的办公地点从派出所的“老杨调解室”搬到了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的“老杨调解中心”。遇上纠纷，中心会统筹协调，老杨从情感角度劝解，律师从法律方面分析，遇上专业问题，中心马上有“外援”，调解效率高多了。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开“千千结”。透过多元共治体系，新时代枫桥人的智慧展露眼前——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内消矛盾”，最终以法治“定分止争”。

　　共富桥

　　一辆旅游观光小车停在枫桥镇杜黄新村的中央广场上，“全国文明村”五个大字格外醒目。开车的是村委会主任王海军，边上坐着穿警服的“副书记”边赟。

　　“这片是杜黄香米，10月底上市”“这是正在试运营的露营基地”……王海军卖力“吆喝”着好物好风景。

　　谁能想象，如今一片和美景象的杜黄新村，刚由3个自然村合并时，村民之间互不理睬，甚至因纠纷动了手。

　　2021年，浙江被赋予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的重任。时代的全新命题，催生出“枫桥经验”的升级与突破。

　　于是，杜黄新村有了“穿警服的副书记”，有了村级治理中心，还有了智慧的社会治理平台。“现在，村情如何在这本本子上能看出来。”在中心，边赟指着厚厚的会商记录本介绍，每天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社区民（辅）警、专职网格员都会根据当日大数据，对村庄治安、矛盾化解等情况进行会商。

　　群众呼声带上来，政策意见带下去；机关干部驻得了村、上得了门、说得上话、交得了心，“进村赶考”已成为新时期传承“枫桥经验”的重要形式。“这几年，村里实现纠纷全化解，保持零发案。”

　　平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经济发展又为社会长治久安蓄积动力。枫桥人越来越意识到，传承发扬“枫桥经验”，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步提升的基础上。

　　如今的杜黄新村欣欣向荣，去年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通过农田流转，村集体每年收入超23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5.8万元……村干部掌握了“枫桥经验”的“共富”转化密码，带领村民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不知不觉间，追求平安和可持续发展已经内化成枫桥人的行动自觉。今年1—4月，枫桥镇财政总收入1.73亿元，同比增长26.45%。“共同富裕”正成为枫桥人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