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枫溪江的潺潺流水，“枫桥经验”从枫桥出发，不断适应新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体现出持续蓬勃的生命力，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从“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社会治理体系，到遍布全省的基层调解组织；从“三源治理”的高效协同，到市场化纠纷化解模式的积极探索；从东海之上的“调解船”，到国际商贸城里的“洋娘舅”……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以“有事当地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取向，强化见事于早、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担当作为，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筑牢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走出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善治之路。

　　创新机制

　　织密基层“平安网”

　　2022年2月，杭州市余杭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有了一个新名字——社会治理中心。变更的是名字，迭代的是功能。中心通过重构机制、重造流程、重整资源、重塑动能，开设了人民来访接待区、公共法律服务区、仲裁服务区等10大功能区、26个服务窗口，集成19个常驻部门和16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这里，群众反映各类诉求只需进“一扇门”，办事维权只用“跑一地”。

　　如今，全省90个县（市、区）全部成立了社会治理中心，不仅“让老百姓有个地方说法”，更与乡镇（街道）四平台和基层网格实体运行、高效运作，迭代完善成功能定位清晰的“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治理体系，打响了我省社会治理领域的特色品牌。

　　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的“141”基层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的预测、预防、预警能力。它像是一张大网，承托着百姓的平安幸福。

　　遍布全省的基层调解组织、品牌调解室，更像是百姓家门口的“和谐守护者”。

　　“‘海霞妈妈’，我来送锦旗了！”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的王某开心地走进“海霞妈妈”总部。此前王某与丈夫因家庭琐事闹得不可开交，经过“海霞妈妈”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沟通疏导，夫妻二人重归于好。2019年，洞头整合全区海霞志愿服务资源，成立“海霞妈妈”调解工作室，推出“海霞调解菜单”，通过照片上墙、公开亮相，让当事人根据需求和信任度，自主选择调解员，有效提高了调解成功率。

　　而在宁波市鄞州区，面积640平方米的“老潘警调中心”里，多种规格和功能的调解室一应俱全，是全省警调机构的“样板店”。鄞州全区23个派出所的警调室，都与“老潘警调中心”建立了远程视频调解联络室，方便专家远程“问诊”。当地还研发了“宁波警调一网通”系统，实现了“群众网上预约、系统自动派单、网下就近调解”。

　　截至目前，全省共创建省级“金口碑”人民调解区域品牌4个、省级金牌人民调解工作室153家，已形成覆盖广、就近调的规模效应。

　　2022年，全省人民调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4万余件，满意率达97.9%，有效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多元解纷

　　拓展共治“朋友圈”

　　在基层织密“平安网”，不断提升调解队伍自身素能的同时，浙江各地通过各种形式整合力量资源，努力拓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朋友圈”。

　　今年4月，嘉兴市探索警源治理新路径，创新推出“民声一键办”改革模式。

　　在基层实践中，因部门职责交叉、边界模糊问题而导致的“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现象，往往容易让小问题演变成大矛盾。为此，嘉兴公安把社会应急联动力量和民间社会自治力量全部纳入“民声一键办”联动办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完善全天候接收、流转、指挥、处置、反馈的非警务事项即时响应、协同处置各项工作机制。三个平台加两支力量合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截至目前，嘉兴市12345、110与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平台流转事项7.82万件，12345受理诉求类事项同比下降21.3%，各类“民声”事项办结率达98.1%，其中营商环境事项一次性化解率99.08%。

　　以“民声一键办”为代表的警源、访源、诉源“三源治理”模式，注重关口前移，构建了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分类框架。通过各部门协调联动、化解纠纷，焕发出社会治理的“乘数效应”，全省法院收案数逐年稳步下降，2022年全省万人成诉率下降至75.5。

　　杭州是司法部确定的律师调解市场化全国唯一试点城市，目前逐步形成了“1+60”的组织体系，即一个“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和60家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共计培养了1100余名律师调解员。2021年7月，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杭州成为全国法院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城市，以有偿调解方式，充分激发律师、民办非企业调解组织等专业法治力量参与诉源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潜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共建共治格局，已在全省各地基本形成。

　　因地制宜

　　确保全域“无死角”

　　从乡村“走”到城市，从陆地“漂”到海上，从村社“进”到楼宇……之江大地上，处处是人们因地制宜、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

　　舟山拥有我国最大的渔场，如何管好2.0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有效预防、化解海上矛盾纠纷？近年来，舟山市司法局先后与省内13个沿海涉渔市县、25个涉渔乡镇、36个渔业村联谊结对，与上海崇明，福建泉州、宁德等地签订“海事渔事纠纷人民调解协作书”，与三门、临海渔业主管部门成立渔业纠纷联合协调小组，切实提高了跨区域海事渔事纠纷调处率，维护了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除了跨区域协作，舟山创新“海陆网格”双向联建管理模式，统筹发挥好镇街村社干部、驻村民警、“红帆船”老大、渔民党员等社会力量，形成定海海上的士、普陀虾峙远洋调解、岱山人民调解示范船、嵊泗枸杞海上牧场等调解品牌，确保全域“无死角”。

　　6.8平方公里总面积、5个大型商业综合体、27幢高层商务楼宇、入驻各类商贸企业2700余家……绍兴市柯桥区中纺CBD是一个楼宇经济集聚区。在中纺CBD的核心位置，中纺时尚中心联勤警务站矗立在街边，服务楼宇中的企业，也让这片高速发展的热土有了满满的安全感。

　　为科学高效地精耕这片热土，中纺时尚中心联勤警务站引入派出所、交警、巡特警“三警”力量，华舍街道“1+8”综合执法分队、经侦“11087”服务站常态入驻，建立“三警融合、部门联勤、快速反应”的工作机制，打造“3分钟”快速控制圈，同时推动“有警处警、无警访民”模式，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外调委”）会议室里，“升”着20面国旗，分别代表着这里历任外籍调解员的国籍。外调委设立于2013年。当年，“洋娘舅”参与涉外纠纷调解只有不到20%，现在这个比例已接近80%。在一次次深入参与调解的过程中，“洋娘舅”们也在不断感受着中国式治理的独有魅力。11月6日，外调委主任骆跃军作为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之一，在北京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在基层发挥着凝心聚力的作用，不但让“有事当地了”成为现实，更推动基层治理实现了全面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