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湖州织里，午后的蝉鸣、小孩的嬉闹、邻舍的闲谈，为这个小镇增添了不少生活气息。

　　走在街上，售卖童装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把“中国童装之都”这片25平方公里的建成区织成了一张又紧又密的共富网。

　　往利济文化公园的方向走，有一家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镇上的人几乎都知道，它的前身是织里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中心门口，记者见到了当地有名的“金牌调解员”吴美丽。

　　人民调解为人民

　　很多居民都会亲切地称呼66岁的吴美丽为“吴阿姨”。

　　回忆起几十年前参与调解的往事，吴美丽笑着说，一切仿佛历历在目。曾经的她，是织里司法所所长，还先后获得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司法所所长、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12年退休后，吴美丽依旧为人民调解工作而忙碌。

　　“上世纪80年代，村子里的离婚纠纷、邻里矛盾并不少见。”吴美丽说，当时自己在乡政府从事文书工作，不过已经开始接触人民调解，“那时都是靠着自己的经验去摸索，跟人家讲道理。直到1988年镇里成立司法办（即后来的司法所），才开始有了流程规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全国出现了“务工潮”，织里镇也不例外。特别是21世纪初，大量外来人口纷纷涌入织里，既有来创业的老板，也不乏大量务工人员。

　　人口的增多，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复杂的劳资纠纷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织里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正式成立，吴美丽也来到这里继续开展纠纷调解工作。

　　2004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织里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调研，亲眼见证了吴美丽成功调解一起劳资纠纷。

　　当时，在吴兴区织里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当中心负责人吴美丽介绍到两年来已调处各种纠纷3233件、调解率达95.7%、没有一起因调处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和重复上访，做到“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时，习近平说：“人民调解为人民，化解矛盾促稳定，这本身就是建设‘平安浙江’要抓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各级党委、政府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从1984年到2023年，吴美丽已经做了近40年的人民调解工作，深深体味到其中的苦与乐，“许多调解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带着曲折与波澜”。

　　有一年年底，一名诸暨老板没有给工人正常结账，工人担心老板欠钱逃走，便找到了吴美丽想要调解纠纷。

　　“工人跟我讲，老板工资发不出，他以后也不做生意了。而老板则说，他未来要在湖州打出一片天地，肯定不会离开这里的。调解过程中，我想到了个折中的办法，让老板先付一部分工资，后面再结清钱款，工人也可以继续签合同。他们两边都答应了。”

　　出乎吴美丽意料的是，原本谈好的事情却发生了变故。当天，部分工人拿到钱、签了合同后，收拾东西就搬离了工地住所。老板赶紧找到吴美丽，讲清情况。吴美丽说，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帮老板找到工人。

　　经过一番询问，吴美丽最终找到了这些工人。在她语重心长的劝导下，工人们决定遵守合同的规定，继续回来务工。

　　回望数不胜数的调解案例，吴美丽的眼中闪过泪花：“每每想起这些事情，我还是很有感触。按法律办事、按事实办事一向是我们调解的准则。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要做好这项工作，有法律依据，有政府部门提供帮助，我越做越有劲，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怕。”

　　鲜花和锦旗的背后，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除了2009年成立的吴美丽工作室外，织里镇还依托“平安大姐”工作室、老兵驿站工作室、商协会工作室等社会力量，一同解决矛盾纠纷，书写了新的基层治理方案，助力织里走出了一条“由乱到治”的新型发展之路。

　　“童装之都”的华丽蝶变

　　织里司法所所长王远德说，他是2015年开始到织里镇工作的，织里镇的社会治理就是从居民需求的小落脚点做起。

　　“织里镇赋予外来务工人口‘新居民’的身份，只要来了，就是织里人。除了政府部门开展服务和管理外，众多社会力量也参与治理。”王远德说，比如他们开展了老乡调解服务，通过乡音拉进调解人员与当事人的距离，既有助于化解矛盾，减少进入诉讼流程的案件，也能起到普法宣传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童装产业的发展壮大，织里镇的社会治理难题也不仅限于劳资纠纷、房屋租赁纠纷等，但织里人总能遇题解题，化解矛盾。

　　比如，织里街上曾经随处可见任意丢弃的废布料，“遍地是垃圾，遍地是黄金”一度是织里人的“自嘲”。织里镇要求商户将废布料装入垃圾袋，每个街区则专门划出堆放废布料的区域，“有投放就运走”成为当地治理布料垃圾的一大特色。

　　现在的织里人，遇到矛盾纠纷，总会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经过高速发展和系统的社会治理，45万织里人共同努力，将织里变为和谐稳定、富强文明、百姓安居的幸福新城，打造了基层治理的“织里样板”，实现了从一个小镇到“童装之都”的华丽蝶变，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了“中国之治”的概念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