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嵊州调研考察，提出“要进一步丰富、完善‘民情日记’这一典型经验的内涵，让‘民情日记’更有生命力，取得更好的实效”。时光流转20年，记者近日走进嵊州，从一位基层法官的视角看“民情日记”的变化。

　　“应同志”全名应晓东，在当地工作久了，他的全名很少被人提起，反而“应同志”的名头更响。

　　今年是应晓东从事法院工作的第三十个年头，他还梳着与刚入行时近乎相同的发型，只是鬓角白了、头发短了，原先有些微胖的腮帮如今也显得精瘦。

　　多年来，不变的除了发型，还有他手写记录的习惯。身为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法庭庭长，应晓东的办公桌上，便签条、笔记本亦或是文件空白处，都被他写有当事人的电话号码或是准备完成的工作任务。相较于电脑上的电子文档，这种记录方式他觉得更为顺手，“习惯了，想到就写下来，也更快。”

　　在应晓东身后的书架里，一摞“民情日记”高高地堆放在一起。记者细数后，发现大大小小的笔记竟达22本，有的本子书页泛黄，有的封皮已经破损，“工作地点变动了几次，搬运的时候丢失了一部分，现在就剩这么些了。”随意翻开一页，密密麻麻的笔记让应晓东打开了话匣子。

　　从199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嵊县法院，30年间，应晓东经手了不下5000个案件。一进入长乐法庭，应晓东的干劲就更足了。作为嵊州最偏远的山区法庭，当时长乐法庭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开起来声音极响的老旧摩托车，在那个数字化尚未兴起的年代，相较于坐在办公室，应晓东更喜欢跨上摩托后座，跟着老庭长出门办案。

　　彼时，每逢下乡办案，老庭长都会提醒，“小应，下乡记得带个日记本，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能当场解答的，都记在本子上带回来研究讨论，一定要帮群众解决。”此后，应晓东每次出门都会带一个深蓝色的文件袋，里面装着卷宗和笔记本，这个由长乐法庭独创的下基层“法宝”，现在也被应晓东传授给新来的年轻人。

　　也正是那时，为规范一些乡镇干部下村不入户、联村不连心等问题，嵊州市创新设计“民情日记”载体，发动党员干部在走村入户时，掏出日记本，记下烦心事，拉近干群心。本就有这一习惯的应晓东也成了“民情日记”的深度践行者，用一本本民情日记本，记人记事记情。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一本本“民情日记”也不再拘泥于纸质的形式，而是拥有了更鲜活多样的记载形式。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应晓东也调岗至“民情日记”发源地甘霖人民法庭工作，在这里，“民情日记”与共享法庭相结合，借助庭务主任、民情观察员的力量访民情、解民意，民生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诉讼案子一件一件减少，法庭与群众间搭起了“连心桥”。

　　采访被电话打断，应晓东解释，正是“民情观察员”打来的电话。“我们法庭三个法官一年要处理1200多件案子，工作量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矛盾纠纷，当地的庭务主任、‘民情观察员’往往会比我们先了解，他们把情况第一时间写入‘民情日记’数据模块，当我们需要摸清案件基本情况时，就能快速了解来龙去脉。”应晓东说，变的是事物载体，不变的是为民理念，“民情日记+共享法庭”的基层诉源治理新模式，推动着当地共享法庭运作见实见效。

　　在应晓东的一本民情日记本中，夹着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写信的老金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因毛竹山界限不清、毛竹归属不明，老金与同村村民老林闹起了纠纷。在“民情日记”共享法庭，应晓东和调解员屠益江分别就法理与情理内容进行调解，约一个小时后，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老金心结得解，便给应晓东寄来了这封感谢信，称呼也变成了亲切的“应同志”。

　　从放飞理想的有志青年到脚踏实地的人民法官，群众口中的“小应”逐渐成为“应同志”，他所记录的“民情日记”也越摞越高，不仅将民情写入了日记本里，更将为民之情写进了群众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