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做盲盒的头部企业,手握多个大热IP(意为具有知识产权的文创作品,下同)授权,却把三家分销公司告上了法庭。账面有着数百万元货款亟待捋清,被告账户全被冻结,看起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硬仗。
可最后,官司没打到底——双方坐了下来,签下一份为期三年、总额达千万元级别的新合作框架协议。
从“讨债”到“继续做生意”,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笔越滚越大的糊涂账
2023年初,李某代表C公司找上门来,与A公司谈分销合作。A公司在其自营的供应链平台上给C公司开了一个账号,C公司通过这个账号,在平台下单拿货销售。
2024年11月,李某改以B公司名义,又跟A公司重新签了一份分销合同,条款跟之前差不多,可实际下单还在A公司的那个平台里操作——B、C两家共用A公司开的同一个平台账号,下单、查货、对账全在这个入口。
前后多份合同,签约主体从C换到B,付款主体在B和C之间摇摆,实际下单却始终挂在A的账号下。这种做法,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一枚大雷。
2026年初,A公司发现,自家账上有大量备货没收到钱,加上已发货未收回的数十万元,合计已有数百万元货款悬在空中,且账目也十分复杂,捋都捋不清爽。
A公司一怒之下,直接把B、C共用的平台下单账号权限关闭,关联的分销小程序也全部冻结。
不仅如此,A公司还一纸诉状把B、C两家公司告上法庭,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紧接着,A公司查到B、C公司与另一家D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三家均由张某、李某实际控制,且D公司是C公司的唯一股东。虽然D公司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过交易,但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A公司将D公司也追加为被告,索要货款、违约金、仓储费等多笔费用,加起来逾千万元。B、C、D三家公司的多个银行账户一夜被冻结。矛盾进一步激化。
“账都算不清,怎么还”
今年3月,案子进入调解程序。根据余杭区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法院立案后将案件委派至杭州市余杭区综治中心,由驻点法官和调解员主持调解。
承办法官和调解员很快摸清了难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欠债还钱”类纠纷。
第一难在账目。B、C公司共用的平台账号已被关闭,历史订单数据调取困难。B、C公司代理人说:“我们连自己收了多少货都不知道,怎么认账?”因此,双方对欠款本金的认定存在巨大分歧。
第二难在价格。盲盒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同一批备货,双方对单价的心理预期不同,因此亦有争议。
第三难在责任主体。A公司坚持认为B、C、D人格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三家关联企业则觉得,“后来的合同是B签的,C的早就不作数了,D更是从头到尾没参与,凭什么三家一起当被告?”
更棘手的是情绪。A公司觉得“货压在仓里,对方却在踢皮球”;B、C这边,账号被封、账户被冻、小程序瘫痪,觉得“对方是往死里逼,连对账的机会都不给”。两边都不愿配合,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如果就案办案,法官完全可以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裁判。但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A公司拿着胜诉判决,却因关联企业经营困难而无法执行到位;而被告企业征信受损、现金流断裂,甚至可能就此停摆。
“判,不难。但案子了了,生意也黄了,这不是调解的目的。”调解团队决定换一条路。
不先谈法,先算“生意账”
调解团队没急着搬法条,先问了双方一句话:“你们以后,还想不想继续做这块生意?”
这一问,把话题从“谁欠谁多少钱”,拉回到了“生意本身”。
调解团队顺着两条线分别聊:对A公司,说的是实话——“判你赢,不难。但几家企业现在日子都紧,就算胜诉,执行不一定能兑现。钱拿不回来,货也砸手里。更何况,盲盒的热门IP销售窗口就这么短,你拖着打持久战,等官司打完,IP热度早过了,货更卖不动。”
对B、C这边,说的是风险——“拖下去,征信黑了、账户冻着、平台账号封着,日常经营全受影响,这不是把自己拖死吗?”
两边都沉默了。
调解团队抓住这个点:双方不是仇人,是上下游老搭档。A公司作为盲盒头部,需要分销渠道把货变成钱;分销方需要热门IP来拉动销量。彼此知根知底,对合作前景都还看好。
“那就别把路走绝。”
把“对手”变回“队友”
但账目不清始终是拦路虎。B、C连自己收了多少货都搞不明白,双方对欠款金额争执不下——连“欠多少”都没共识,和解就无从谈起。
在调解员的协调下,A公司重新打开了B、C共用的平台账号。双方坐下来,一笔一笔翻历史单据,把发了哪些货、收了多少、还差多少,逐笔对清,总算确认了实际欠款底数。
可怎么还,又卡住了。
被告提出:能不能按对账后的金额,花半年到一年分期还清?但A公司断然拒绝。
接下来的近两个月里,调解员开展了十多轮“背对背”沟通,前后累计出具了六份调解协议。
正是在这样“一点一点把结解开”的过程中,转机出现了。在一次试探性的履约中,双方约定:B公司先按对账后的金额还一部分,A公司就解冻一个其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很快,B公司筹措资金还了一笔,A公司果然按约解冻了一个账户。B公司发现,A公司是真的只想解决事情,说到做到,很有诚信。
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双方的顾虑。大家都觉得调解员此前的说法很有道理——盲盒IP有时效性,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于是,A公司做出了让步,减免了一部分还款额,B公司则想方设法,努力把涉案三家关联企业所涉及的剩余欠款一次性全部还清。收到全部款项后,A公司也严格按照约定,立马将所有被冻结的账户和平台权限全部解封。
从“还一点解一个”到“一次性还清全部解封”,信任就这样一点一点重建了起来。
当旧账彻底清了,法官和调解员看到双方都有继续合作的意愿,顺势牵头提了一句:“既然对行业前景都很乐观,为什么不把未来的合作也定下来?”
这不仅是续约,更是一套精巧的“解套”方案: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总额达千万元的未来合作框架协议。新合同明确约定了B公司未来三年的最低订货量,如果达不到,就要支付一笔“违约金”——而金额依据,正是之前那笔被减免的还款额。同时,为了彻底规避账目不清的乱象,双方把历史单据全部附入新合同,对清的货款清单作为历史依据,如果未来没达标,就按这份清单结算。
热门IP的生命周期不等人,与其两败俱伤,不如重新定好规矩、继续合作。从“对簿公堂”到“签下大额新单”,这场纠纷的结局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
(文中企业均用代号,人物均为化姓)
法律知识普及:
这起案子里,A公司要求B、C、D三家关联公司一起还钱,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二十三条。
正常情况下,公司是独立法人,自己欠债自己还。但如果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比如几家公司的财产、人员、业务混同,导致无法区分,法院可以“刺破公司面纱”,判令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B、C、D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同,财务、人员、业务高度混同,A公司据此主张三家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D公司是C公司的唯一股东,如果D公司没法证明C公司财产独立,就可能要为C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调解达成协议后,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旦确认,协议就有了强制执行力。如果对方到期不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调解员有话说:
这起案子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情绪往往比账目更难理清。一开始双方都在气头上,A公司觉得货压在仓里被“耍”了,而对方觉得你一诉就申请财产保全,是要“掐我脖子”,因此都憋着一口气。于是,我们先给企业一个把情绪倒干净的机会。等火气泄了,再问那句“以后还想不想做生意”,他们自己就开始算长远账了。
最让我欣慰的是,当A公司按约定解冻第一个账户时,对方感受到了诚意,主动一次性还清了所有欠款——信任就是这样,你递一步,他跟一步。而最后那招“用未来订单量绑定历史结算”,是我在双方都有合作意愿时顺势牵的头——既帮A公司把盲盒IP快速变现,又给B公司一个翻身的机会。我要做的,就是用专业把法律风险讲透,用情理帮双方找个台阶下。把对抗收一收,给信任留条缝,企业才能喘过气来,继续往前走。
调解不是诉讼前置的“附属品”,它正在成长为一种独立的、崭新的争议解决制度。余杭倡导的不仅仅是“有纠纷,找调解”,而是“有纠纷,先调解”。一字之差,折射的是一种更加主动、便捷的理念变革,也是我们一线调解员越来越强的底气。
记者手记:
采访这起案例,我印象最深的是调解员说的那句话:“办好一案,救活一串。”
调解,听起来没有刑事破案那么惊心动魄,但它关系到企业的生死、供应链的存续、无数员工的饭碗。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语境下,调解员不仅要当好裁判员,更要当好“护企人”。
这起案子如果走判决,可能是“一纸判决,几家企业恩断义绝”;但走调解,却是“一份协议,换回千万级新合作”。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精准算账、找到最大公约数。它要求调解员既懂法律,又懂商业,还能洞察人性。
在余杭,这种理念正变成一种商业习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签约之初,会主动增设调解优先的争议解决条款。一套专业、高效、友好的解纷机制,正渐渐成为余杭留住人才的关键软环境——让人安心搞事业,不只是有机会,更有高效解决问题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