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补充协议，让一起原本进入新加坡仲裁程序的涉外海事纠纷转由宁波海事法院管辖。

面对超2亿元债务、多国债权人和跨境破产清算衔接等复杂局面，宁波海事法院在约两个半月内促成各方达成“一揽子和解”；一个月后，全部款项足额履行，案涉船舶解除扣押投入运营。

该案也成为观察涉外海事纠纷当事人选择中国法院、适用中国法律的一个具体样本。

1500万美元修船欠款，牵出多国债务

2024年6月，舟山某修造船企业接到新加坡某海事工程公司订单，将其名下的一艘马绍尔籍船舶改装成风电工程船。工程结束后，新加坡工程公司未能按约在2026年1月底前支付剩余修造款1500余万美元。

舟山修船企业准备启动法律维权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彼时，这家新加坡工程公司已陷入财务危机，除拖欠船舶改装费外，还背负外轮代理费、燃油加注费、物料备品费等多笔债务。债权人来自中国、英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其中，舟山修船企业是该船最大债权人。

为保全债权，2026年4月，舟山修船企业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停泊在舟山普陀的案涉船舶。同年5月，根据船舶改装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舟山修船企业向新加坡某仲裁机构提起仲裁。

仲裁启动后，补充协议变更管辖

仲裁程序启动后，双方却面临现实困惑。

对舟山修船企业而言，境外仲裁才刚开始，即便拿到胜诉裁决，还需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何时、能否从船舶拍卖款中受偿仍是未知数。对新加坡工程公司而言，多国债权人相继催讨，船舶扣押后每天产生高额看管成本，一旦进入司法拍卖，船舶最终变现价值也充满不确定性。

2026年6月，双方重新寻求解纷方案，并签署补充协议，变更原争议解决条款：撤回新加坡仲裁，由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一个月后，舟山修船企业正式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与此同时，另有两方债权人——中国台湾地区某燃油公司和新加坡某管理公司，原为后续在新加坡仲裁需要，先后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两家公司在获知案件进展后改变想法，向法院表达希望加入涉船纠纷化解的意愿。

临时清算叠加跨境破产，船舶收购带来转机

案件朝集中处理推进时，新的变数出现：在巨额债务面前，新加坡工程公司无力维系经营，宣布进入临时清算。

宁波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案件因涉及中国海商法中船舶拍卖款分配顺序，以及中新两国破产程序衔接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转机藏在船舶本身：风电工程船改装完工，市场运营前景良好，国外一家航运企业抛出收购橄榄枝，为盘活资产、清偿债务提供新可能。

合议庭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召集各债权人、船东清算人、意向买家召开线上协调会。承办法官围绕中国海商法中船舶拍卖款分配规则、中新跨境破产衔接最新发展趋势以及《纽约公约》等专业问题细致释法，为当事人提供清晰法律预期。各方均表示，希望在宁波海事法院主持下达成一揽子和解。

各方有和解意愿，但谈判推进难度不小。合议庭依托专业平台，发挥舟山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贴近航运市场、熟悉船舶行业的优势，会同特邀调解员组织开展多轮协调。谈判几经波折，和解方案数次濒临停滞，但合议庭持续平衡多方利益，逐步缩小分歧，最终促成各方就债务清偿方案达成共识。

2026年9月，新加坡工程公司清算人、舟山修船企业、舟山某船务公司、新加坡某管理公司四方正式签署和解协议。根据协议，船舶买家分别向舟山修船企业、舟山某船务公司和新加坡某管理公司支付款项，作为对应债务的最终清偿；向法院缴纳一笔担保金，以保障中国台湾地区某燃油公司债权；向英国债权人结清欠款；最后将剩余购船款支付给新加坡工程公司清算人。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新加坡工程公司与各方债权人之间尚未解决及未清偿完毕债务引发的纠纷，协议约定由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

一个月后，全部款项足额履行到位。舟山修船企业、舟山某船务公司和新加坡某管理公司分别撤回境内外诉讼与仲裁，案涉船舶顺利解除扣押投入运营。经历约两个半月的和解，债权人及时收回欠款，船东留存余款以备所需，船舶资产盘活投入市场，多方主体免于跨境仲裁与破产诉讼拉锯。

从个案变更管辖约定，到系列债权人选择宁波海事法院，这起案件的价值不只在“一揽子”化解纠纷，更在于当事人权衡不同法域解纷机制后，主动选择中国法院、适用中国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