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近日，陈女士收到转账后，长长舒了一口气。一个月前，她还和几个工友坐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的立案窗口，肚子里满是委屈和焦虑。

陈女士等人是越城区某旅社的老员工。旅社经营不善倒闭，欠了他们好几个月的工资。他们前去讨要，公司推股东、股东推前实际经营者，像踢皮球一样没个结果。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把旅社、前实际经营者和现负责人一并诉至法院。

案子到了越城法院民三庭。庭长骆林江翻着卷宗，眉头紧锁：“判决容易，可判完拿不到钱，员工的燃眉之急还是解决不了。”他决定先走调解的路子。

可是，电话调解了两轮，双方像两根绷紧的弦。陈女士这边情绪激动，听不进法官的劝说：“讨了这么久的薪，我睡觉也睡不好，如果不足额支付，我不答应！”旅社那边互相推诿，前实际经营者说“我已经不管事了”，现负责人说“钱又不是我欠的”。两边谁也不肯让一步，调解陷入僵局。

这时，法官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村社书记解纷团”成员王秋成。王秋成和陈女士同在一个街道，人熟地熟社情熟，“也许他的话，当事人能听进去几分”。接到委托，王秋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可是，第一次打电话给陈女士，对方态度很强硬：“王书记，不是我不信您，我是被他们骗怕了。之前说好给钱，拖了又拖，这回除非钱到我手上，否则免谈。”王秋成没有急着劝说，只说：“我是你同一街道隔壁村的书记，你应该也听说过，之前我们村里有一批劳动者的欠薪，我也帮忙要回来了。你先消消气，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联系你。”

挂了电话，王秋成没有直接去找旅社方相关责任人，而是花了两天时间，把旅社提供的答辩状中的股权结构、经营流水等摸了个七七八八。他还向自己所熟识的街道书记打听，得知旅社前经营者其实手里还有一笔周转资金，只是一直纠结于“凭什么要我一个人扛”的心结，不愿拿出来。

第三天，王秋成再次拨通了陈女士的电话：“我这两天把情况摸了一遍，你们占理，这没问题。但旅社那个情况你也知道，真要打官司、强制执行，一来二去少说大半年，你们耗得起吗？要不你和工友们一起来法院一趟，我把被告也叫来，法官也在场，大家一起想想最优解。”陈女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松了口：“那……我信王书记一回。”

调解那天，双方在法庭里坐定。王秋成没急着说案子，而是搬了几把椅子，让大家围坐一圈。他声音不大，但句句往心窝子里送：“我知道大家干活的不易，每一分都是血汗钱。今天咱们坐在这儿，就是为了尽快帮大家解决问题。”陈女士和工友们眼眶红了，紧锁的眉头慢慢松开了。

可问到旅社前实际经营者时，对方还是认定：“王书记，我现在已经不管事了，如果我一个人垫了，其他现任股东不出钱，我真成冤大头了！”王秋成没有接话，而是从包里拿出一沓纸——是他手写梳理的股权责任分析图，一笔一笔标清楚了谁该承担多少。他往桌上铺开，语气不急不慢，却字字见骨：“你们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责任划分争议，是内部的私事，法院可以另案处理。但拖欠员工薪资是实打实的问题。你看这个图，你个人的责任占比最大，员工要养家糊口，你再怎么纠结别的股东出不出钱，都不能亏欠劳动者的血汗钱。你今天先把员工的难关扛下来，回头你再找其他股东追偿，法律上你站得住脚。”

旅社前经营者盯着那张责任划分图，嘴唇动了几下，没说出反驳的话。调解室里安静了好大一会儿。终于，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王书记说得在理……我也觉得事情一直拖着不好，我这边先把员工工资结了吧。”

3起劳务合同纠纷当场达成调解协议。员工们拿到工资的那一刻，脸上的阴云终于散了。陈女士握着王秋成的手，连说“谢谢”。1个月后，又有两名员工的案子到了法院。承办法官和王秋成沿用同样的方法，剩下两起也顺利达成协议。截至目前，这一批5起劳务合同纠纷已全部履行完毕。承办法官感慨道：“王书记先疏导情绪、唤醒责任，将心比心的调解，比单纯讲法理更有温度、更有效果。”

不止王秋成，现在越城法院“村社书记解纷团”已从成立之初的10人扩容至30人，实现辖区各街道全覆盖。一个人身后是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正把司法的温度，送到更多人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