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你这个案子我觉得可以再调解一下。”听到王孟法官的话，正在写撤诉申请书的谢某停下了笔，有些摸不着头脑。

谢某与赵某均为某物流公司签约承运人，各自拥有营运车辆。2024年6月，谢某因意外骨折住院无法进行车辆营运，物流公司联系谢某，借用其车辆由公司进行统一调度，后物流公司将车辆调配给承运人赵某使用。然而赵某在借用车辆的两个多月期间，产生交通违章行为12次，且部分违章未处理，导致谢某车辆无法正常年检，影响营运。更让谢某气愤的是，赵某只付了租车费用1000元，剩下的钱一直拖欠不给。多次催要无果后，谢某一气之下将赵某告上了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开庭前，法院一直无法联系上赵某，诉讼材料由赵某短信签收，却始终不接电话，法院未能进行充分的庭前沟通。开庭当天，赵某来到法庭，态度强硬，答辩称车子是从物流公司调配来的，即便要付钱也应支付给物流公司，与谢某个人无关。

谢某对赵某所述的车辆由物流公司统一调配的说法予以认可。“法官，刚才赵某说的是事实，向我租用车辆的是物流公司，应该由物流公司向我付租金等费用，我刚问了律师，我应该起诉物流公司，而非赵某，我现在提交撤诉申请。”在走出法庭打了几个电话后，谢某不愿耽误时间，准备写撤诉申请书。王孟见状却拦住了他：“别急，我可以试着帮你们调解。”

“赵某，即便谢某起诉物流公司，物流公司最终仍要起诉你支付费用，费用最终还是要落到你头上，对不对？你是否愿意调解？”“既然是物流公司将车子租给我的，那就等物流公司来起诉时再说吧，况且法官您有所不知，物流公司还欠我钱，到时候我们之间的金额可以互相抵消一部分。”赵某回答道。

“谢某起诉物流公司，他们俩的官司打完后，物流公司又要来起诉你，绕一圈最终该你承担的责任一点都不会少，这期间你还要花费时间准备应诉，更加耽误出车赚钱。咱们今天把这件事一次性解决，也是减少你的麻烦。”王孟向赵某分析利弊。

赵某想了想，态度有所松动：“调解也可以，但物流公司欠我的钱要在这次调解中扣除，不然我这边钱付了，物流公司那边钱拿不回来怎么办？”

“物流公司欠你钱，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谢某立刻反驳。

物流公司成为横亘在原、被告之间的阻碍，于是王孟让二人提供物流公司负责人联系方式，邀请物流公司一同参与调解。在多次电话沟通后，物流公司出具承诺，明确表示不就该案所涉事实主张权利，谢某和赵某可直接对接处理，同时也表示赵某的欠款已在付款流程中，届时会全额支付。

在得到物流公司肯定答复后，赵某表示：“既然物流公司这么说，那它欠我的钱我与它另算，但我的经济情况确实不好，跑车赚得少，能给你的钱不多，只能给几千元。”但谢某坚持认为其损失都是赵某造成的，自己主张的三万多元费用合理，并表示宁愿多打几场官司也不愿让步。金额差距过大，调解陷入僵局。

王孟认为，尽管在调解方案上尚有较大差距，但双方心态已经转变，于是进一步展开“背靠背调解”。他向谢某分析了其客观损失，指出部分诉请于法无据；对赵某，则让其认识到不仅未及时支付租车费用，还因产生多条违章致使谢某车辆无法正常年检，影响营运，给谢某造成的损失不仅限于车辆租赁费用。

经过多轮背靠背协商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赵某当场支付全部调解确定的欠款。

“王法官，今天实在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这个门外汉还不知道要折腾多久。我今天要是撤诉了，以后还得为这件事来回奔波，少跑一天车就少赚一天钱，你今天真是帮了我的大忙！”签完调解协议后，谢某向法官表示感谢。

“案结不等于事了。如果简单同意当事人撤诉，后续该矛盾纠纷势必会新增两起诉讼。减少一案，却新增两案，这种简单化处理不仅消耗司法资源，更平添当事人诉累。将物流公司纳入调解，看似在做加法，实际上是为减少两个潜在案件做减法。”王孟说，“作为法官，要始终秉持‘如我在诉’理念，不仅要通过依法审判实现定分止争，也要积极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